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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最近的2011年的8月11的新闻上，看到一则新闻。内容大概是这样的：在南京市的江滨中西医结合门诊部，院长吴志威在警方的突击搜查中检出了一个账本，上面清楚地记录着收取患者的“咨询费”、“诊疗费”及“药品费”等名目，一共707736元。而在检察院近日公布的公诉书上，仅从2007年到2009年三年间，江滨门诊部就非法获利200多万元。
但是在医院给患者开药时，一般药物的价格都会比市面上的价格来得好几倍，而其中最大的差距，则都是建立在患者的全然无知上。
在2010年的8月11日，安徽省黄山市黄山区人民检察院在对一家医药公司的突查中，发现中药滋补品鹿茸的市场售价一般在400元—600元一克，而该公司以3500元一克的价格销售给该医院，扣除15%的开票税，实际从中受贿240.5万元。在这些被调查的医疗系统中，几乎无一例外，都在收着所谓的“诊疗费”、“药品费”等各种名目繁多的费用，而这些费用的单据，又都会整齐地汇入医院的“医疗业务收入”中。
看完新闻，不禁要问，他们的这个“医疗业务收入”真的是拿来给患者看病了吗？不是！而这样算下来，中国的医生到底在为他们的工作收多少学费？
2011年10月1日起施行的《医务人员医德规范》中规定，“医务人员不得索取和收受患者财物，或者在服务过程中向患者或者家属不合法收取任何费用”。可是这条规定，在这些被调查的医疗系统里，有无形同虚设？
既然有关部门明文规定了“医务人员不得索取和收受患者财物”，那么这些被调查的医疗系统中的医务人员为什么还会这么做？
因为医生往往同时担负着多种职能：学术科研、教学、卫生政策的研究和制定等，这使得医务人员不得不花费很多时间用来写临床论文、科研报告等。医生的上班时间长，工作日不能集中全部精力为病人服务，只能被迫通过“开大处方”、“挂营养液”等方式从病人身上获取经济收益以弥补医生的付出。
还有一方面的原因在于：政府的卫生投入相对偏低。美国2009年的卫生总费用占到GDP的17.3%，日本则占到14%。而相比之下，我国2009年的卫生总费用平均到人口仅120美元，折合1800人民币，还不到日本2009年卫生费用占GDP比重的1/9。卫生投入的不足，使得政府只能鼓励医疗卫生机构多创造收入来解决资金问题，这也就给了这些被调查的医疗系统以可乘之机。
按照我国法律规定，药品和医疗器材的销售价格是不准虚高的，可是现在的医生开药却是“随心所欲”，同样的药，在不同的医院，价格会有好几倍，而这其中的巨大差价，对于医生来说，无异于一杯杯美酒，尝起来醇香馥郁。
在调查中，大多数被调查者均认为当前大医院看病难、看病贵问题比较突出，对医改寄予很大希望。医疗体系的腐败必须彻底根除，因为它的不正义和不公平决定了它只能制造社会矛盾，而非协调和解决社会矛盾！
“医治”好中国的医疗体系，其实根本不需要革命！只需在对大医院、医药公司和医生的约束和管制上略费心思而已。
要想解决中国目前的药物和医疗价格高的问题，可以借鉴新加坡的做法。卫生部对医院开药有一定的控制数量，而且严格控制药品价格。新加坡政府规定，医院里每类药品要有价格公示，价格要向老百姓公示，而且药品在进货时还要签订协议，一旦超过价格就要对其罚款，所以政府对医院的监管非常严。
另外，新加坡对于医药代表进来医院也有非常严格的规定，医药代表不准带烟酒进医院，不准给医生回扣，不准邀请医生外出打牌等。如果要给医生送礼，只能送医药公司的药品优惠卡，这种卡规定只准用于购买药品，而且药费超过一定标准后自动扣除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