七十年代北京房价多少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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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1968年生于北京,对那时候的房产价格有切身体会。 家里当时住在西城区,是一个四合院,房子挺大,但是很旧了。我们一家5口人住着正房3间,东西厢房各2间。还有一进门的廊子、倒座和东、西耳房共20多间。院子很大,里面还有几棵大树和花坛。虽然住着很宽敞,但是非常破旧,到处是木檩子和泥墙。家里除了两张床和一个桌子,几乎没有可以落座的地方。

我家旁边有个邻居,住的是3间北房,比我们家破烂多了,好像租给外地人的,房顶都是破的,还长着青苔。再旁边是个大院,以前是个寺庙,很宽敞,但是已经破败不堪了。 我记得我的第一个玩具是个玻璃球,是爸爸从上海出差给我带的,那个时候才刚刚改革开放,能到南方出差相当不容易,所以那个玻璃球我一直留着。后来我在大院里和小伙伴玩的时候被一个坏孩子抢走了。我当时气坏了,回家哭着让妈妈再给我买一个。母亲带着我去了一个新小区,我记得那小区叫铁三院,里面都是新楼房。我看见那里的人都围着看一个广告牌,上面写着“出售钢筋混凝土结构”,我觉得很好奇,问母亲这是什么意思,母亲说就是盖房子的材料,我说那不就是水泥和石子吗,有什么稀奇。母亲笑着说,这比石头还贵呢!当时我并不知道房子有多贵,也没在意这件事。

过了几年,家里终于有了些积蓄,父亲打算给我们换一套新房子。由于我们家的老房子在胡同里,比较破旧,而且没有自来水,要挑水喝,所以父亲带了我们去看新房。那是位于崇文区(原崇文区和宣武区合并而成的)的一座新建小区,里面的房子是砖混结构的,看上去很新颖,也是当时比较流行的外墙瓷砖装饰。每套房屋面积不大,大约40多平方米,3个窗户,通风效果不错。每户都配有卫生间和厨房,对于当时的住宅来说,配置已经很齐全了。小区里有中央供热系统,统一供暖,不用再烧火炉了;小区里还有公厕,据说用马桶;每个楼道都有电铃,按一下就能让物业来开门。父亲看了很满意,决定就买这套了。我们全家都很高兴,毕竟搬入新房子是大喜事一件。

后来,我考上了大学,去天津上学。那年头还没有通火车,去天津要坐6个小时的大客,非常艰苦。母亲也随着我来津,在学校附近找了份工作,离学校不远,这样我可以每天回来和母亲一起吃晚饭。母亲上班的地方是个工厂,厂子里边管吃管住,条件倒是不错,但是工资很低。后来母亲攒了点钱,在郊区买下了一块地,准备盖房子。那个年代,郊区土地是很便宜的,大概是70块钱一平米吧,不过盖房子的费用也不便宜,光打地基就有花了1万多。房子刚刚盖好,我母亲就去世了…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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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计划经济时代,住房是单位配置的,个人不需要花钱买房,更谈不上有商品房。住房分配和工作分配一样,属于组织安排,是户口和工作的附属福利。

当时住房的来源有四种:一是回城知青等人员迁回到父母家,分出一部分而另行成套独居;二是公房承租户或自住户的子女大了,分出去独居;三是新参加工作的职工,分配到本单位的住房(如果分配单位在外地,只能在外地住房);四是调进北京的干部家属分房。后三种都有严格分配条件,要排队等待并经单位严格审查批准。

那时在北京有工作(一般指干部、职员或者“八级”以上的技工),或者其配偶有北京工作,才可能分配到成套住房。1977—1978年,我和战友李志民、吕德臣调到北京工作,都分到了朝阳区望京南湖里的两居室住房。

除了分房,也可以到房屋管理部门申请“买小公房”(几间或单间住房),价格极低,每平米才几十元。

80年代末的一天,岳父李景文下班后很高兴地对我说:房管局通知交房款,要分房子了。因为住房紧张,他一直在等待分配住房,而且是在北京的住房。当时我正在河北工作,岳父岳母和我爱人,虽然有北京户口,但都是河北单位职工,按规定在河北有住房后才能在北京住房,这样他们就比我晚分房。

我问:多少钱一平?岳父说:280元一平米。我说:房子哪呢?他回答:朝阳区甜水园1号楼。

我一听就乐了,1978年分房后单位搬往朝阳区管庄,我当时就住在甜水园,步行上班才十几分钟。后来,岳父调回河北工作,1990年又搬回北京,还分在甜水园,真是“有缘”。

后来听说,有人花6万多元买了124平米的2室1厅商品房,很羡慕。当时我爱人月工资600元,一年才能挣7200元,6万多元要10年的工资,如果花这么多钱买房子,恐怕要还“十年的债”。

90年代中后期,商品房价格涨了起来,北京郊区房价已达1000—2000元/平米,城里的要2000—3000元/平米,后来连城郊结合部的通县(后改为通州区)房价也要每平米4000元以上,买房已非易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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