上海多利委员？
我，上海土著，住在黄浦江西侧，1953年生人，家里4个哥哥姐姐，我排行第6；父亲原是香港大学的高材生，中过状元，母亲是上海滩著名的美人儿，家里当年绝对称得上是殷实人家。
但到了我这辈，一切都变了。 变，是因为我的两个哥哥和一个姐姐因为“投机倒把”罪，被枪毙了（那个时代这种罪名可以说是最轻的了），还有一个哥哥因为“里通外国”也被关了起来。
父亲因此受牵连下野，从此一贫如洗。 我们一家人从外滩的大楼里搬出来，住进了阴森恐怖的“康怡苑”，这里是过去的“空房仓库”。我家住进去的时候，里面还住着一户居民，是广东华侨，家里有保姆，开着汽车。不过这样的富裕生活并没有持续多久——不久之后这个华侨被人举报“里通外国”，全家都被抓起来了。 “文化大革命”开始后，父亲作为旧上海的“资本家”，自然被打得奄奄一息。母亲也因为“资本主义家庭出身”、“历史问题”等被赶出家门，在“康怡苑”里租了个房间，以拉二胡维持生计。
而我在“文革”中的命运更是跌宕离奇。先是被扣上“走资派”“资产阶级代表人物”等帽子游街批斗，后来又被塞进了牛棚，每天和一帮臭老九一起刷马桶、拖地、擦窗户，或者被拉出去劳改。 有一天，我被告知可以出狱了，原因是我的一个表哥在国外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，这是中国人在这一领域获得的最高奖项！因此我成了“国外反动学者”的家奴，被派往苏州帮助烧陶瓷。
就是在那样一个阴郁而又黑暗的岁月里，我发现了一个秘密：我家的门牌号码——广福里的20号，用现在的话来说，就是一个妥妥的“豪宅”了！而且这间房子还是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先生送给父亲的礼物。 原来，父亲早年留学日本的时候，认识了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和他的第二任夫人邓韵仪。两个人很是投缘，于是于右任送给父亲一幅字，上面写着“广福里20号”。
这间房子之所以那么豪华，原因是在民国时期，它是黄浦江沿岸唯一带有地下室的房子。